(31)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28)见[美]班大为:《中国上古史实揭秘:天文考古学研究》,徐凤先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9—32页
③梁启超:《阴阳五行说之来历》,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47页
其次,对《尚书》研究领域的拓展具有方法论方面的启发价值《尚书》是我国最早的政史文献汇编,其系统庞大,涵盖广泛,涉及政治、军事、天文、地理、官制、礼仪、刑法等方方面面由古迄今关于《尚书》的研究者也切实关注到了以上各方面,各依所长,精卓苦思,《尚书》学的各个领域已然被“缜纷轧芴”(39)般深密地耕耘过了,能否在《尚书》学的研究上做到“味无穷而炙愈出,钻弥泰拳的装备坚而酌不竭”,(40)这是每一个《尚书》研究学者所要面对的难题本文在探究“五行”神秘化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尚书》作为前轴心时代文献汇编的功用,用扎实的考辨为读者呈现了“五行”在《尚书》中神秘化和系统化的起源,由点及面,进而论述了数字“五”神秘化的理据如此,中国文化长河中关于“五”的神秘化、尊贵化的现象便有了让人信服的文化解读论文虽重在以《尚书》为核心考察数字“五”神秘化之起源和演进,但从另一个层面深入探讨了《尚书》所具有的思想史意义、宗教学意义以及社会学意义另外,根据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的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学说,对于聚讼纷纭的学术公案设为新论这是运用新理论研究老问题的泰拳特点成功实践,凭借较为宽阔的学术视野和较为扎实的文献功力,研究的理念和方法皆可引为借鉴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
(15)罗新慧:《清华简〈程寤〉篇与文王受命》,见《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11年6月
八、庶征:曰雨,曰旸,曰燠,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庑……
从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看出《洪范》中依然有将数字“五”作为政治模式的核心的倾向,在具体的问题上已经开始体系化了其中对“五事”一项,在《诗经·小雅·小旻》中已涉及其中的“圣”、“哲”、“谋”、“肃”、“艾”五个词而这种运用关联性思泰拳特点维将不同层面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建立一种关系,这也是已经将“五”在政治中、伦理中作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当然我们已经不知其有何理据将这些概念联系在一起
为什么要记录这么多的天象和历法?过去许多学者认为这与中国古代重视农业,所以重视天文历象有着很大关系,近来已有江晓原、冯时等学者对上古天文的发达与农业的关系这一传统论点予以驳斥认为《尧典》中达二百多字论述中,涉及的正是上古政治的核心问题——“通天”而“天”正是三代政治合法性的最终保证、也是政治权威的重要来源江晓原等学者的分析,已经得到近年来发现的陶寺遗址观象台的证实笔者认为这些记载一方面与尧舜时期的政治核心问题相关,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另一方面,通过我们对“泰拳礼仪文王受命”等殷末周初历史事件的分析,这也与周初的历史状况是相合的,反映出周初在政治的核心问题上,即神学政治观,仍然与尧舜政治一致对这一问题的准确认识即使到孔子,仍然很清楚,并成为孔子天道观的重要组成部分(32)
(点评人:钱宗武,扬州大学教授)
(37)《尚书·高宗肜日》,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6页
(36)这里具体的例证可参阅岑仲勉的《五行起自何时》(见氏著:《两周文史论丛》,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81—282页)中所搜集的《左传》和《尚书》以“五”为名的术语;刘起釪的《五行原始意义及其分歧蜕变大要》(见氏著:《尚书研究要论》,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346—347页)中对儒家经典《易传》、《论语》、《孟子》、《周礼》、《礼记》、《荀子》等典籍中以“五”为名的术泰拳的常见动作语,此处不再赘述并且许多与“五”相关的观念已经成为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如“五常”,“五伦”,“五口之家”等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今传《尧典》、《皋陶谟》和《洪范》的文本写定应在周初,成于周人之手,而笔者推断,这很可能成于以周公等为代表的周代贵族之手虽然思想资源很可能就是在三代甚至更早时期的积累鉴于“五星聚合”在三代变革中的作用,至少有史料可证的殷周革命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周初写定这些文献时,在一个神权占有主导型的政治思维和“数有神理”的思维下,将神秘化的“五”作为天数,进而形成了一个以“五”为核心的政治思维体系,进一步将“五”神秘化、体系化
(29)关于历代学者对《尧典》、《皋陶谟》和《洪范》成书年代的讨泰拳的主要特点论可以参考蒋善国:《尧典的整编时代》、《咎繇谟的整编年代》、《鸿范的著作年代》,见氏著:《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40—168页、第169—172页、第228—232页;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
在《尚书》中,有关数字“五”术语很多,具有很特殊地位但是就其在各篇中的分布来看,是极不均衡的,其中《尧典》、《皋陶谟》和《洪范》最多若就《尚书》作为经书和对后世政治文明的价值来讲,恐怕也莫过于这三篇了而这三篇正是《尚书》中对尧舜禹三代政治模式叙述的核心篇目、同时也是将神秘数字“五”在政治建构中体系化的关键篇目所以《尧典》、《皋陶谟》和《洪范》成书于何时,就是从文本角度解决以神秘化数字“五”为核心的政治模式泰拳注意事项体系化最终确立时间的重要依据自古及今的学术研究中,对《尧典》、《皋陶谟》和《洪范》的成书年代的讨论很多,结论差距甚至千年,其中大多均未能切中肯紊以下就分别对其作出阐释
(25)转引自[美]班大为:《中国上古史实揭秘:天文考古学研究》,徐凤先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1页
(22)[美]班大为:《中国上古史实揭秘:天文考古学研究》,徐凤先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1页
四、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
这里我们看到,至少在箕子看来,洪范九畴是从禹就开始出现,并作为治国大典一直传到商当然这其中必然有商代稍微的增补,如李学勤根据《洪范》中提到的卜筮之法中卜的作用重于筮来证明这正是箕子向周人传的治国大法(34)笔者泰拳的资料更倾向于认为箕子的陈述是有一定的根据的,这篇文献很可能是与禹有着密切关系,甚至起初本身就是作为夏代的治国方略夏亡传于商,商亡箕子传于周,其中有所损益,但是核心思想确实没有太大变化正如孔子所言:“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因此,周人也从主体上接受了商人所传、作为前代治国大法的“洪范九畴”,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刘起釪并未论定今传《洪范》初步写定的时代李学勤根据西周晚期的《叔多父盘铭文》推断,《洪范》应当为西周时期的文献(35)我们根据整个《洪范》的用韵和出土金文能够相合以及周初的思想状况来推断,今传《洪范》文本当成书于周初,当然其思想传统是很古老的需要泰拳的装备指出的是,刘起釪并没有进一步论定《洪范》中“五行”为什么和作为五材的“金木水火土”结合所以笔者对此简单的补充说明“五行”经文是“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在“五材”观念产生后,金、木、水、火、土又与天上的五星分别关联,即辰星、荧惑、岁星、太白、镇星而在后世文献的重写和流传中,五行指称五星的这一关联逐渐被淡化,和“水曰润下……稼穑作甘”联系又使得五行被理解为“五材”更成为铁证,以致此处的“五行”的理解就成为一个千古谜团了
四、尚“五”体系在《尚书》中的确立
注释:
(35)李学勤:《帛书〈五行〉与〈尚书·洪范〉》,《李学勤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年版,第370页;李学勤又在《洪范的成篇年代》(见氏著:《失泰拳特点落的文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10—317页)一文中,结合传世文献论定其成于西周是没有问题的
(11)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10页
(18)晁福林:《从上博简〈诗论〉看文王受命及孔子的天道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21)王国维撰、黄永年校:《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5页
(32)晁福林:《从上博简〈诗论〉看文王受命及孔子的天道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30)竺可桢:《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科学》第11卷第12期又见《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00—107页
《尧典》和《皋陶谟》,正是数字“五”体系化的重要文本在尧对舜的政治考察中,谈到舜能够“慎徽泰拳的分类五典,五典克从”,在舜即位初,通过“辑五瑞”,又重新“班瑞于群后”的形式,实现群后对舜执政的认可,建立了“五载一巡守”的地方管理和监察制度,在政治管理形式上又有“五礼”、“五玉”、“五器”、“五品”、“五刑”、“五服”等政治结构而这些政治结构的来源和依据,通过我们以上对数字“五”的神秘化分析,已经确认与“天”的意志有着直接的关系而所幸的是,在《皋陶谟》中,对这一结构也有详细的叙述:
⑩邓立光:《五行探源》,见《周易象数义理发微(附:五行探源)》,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6—149页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泰拳注意事项作辛,稼穑作甘
《洪范》《洪范》成书问题的解决,首推刘起釪刘起釪从文本的结构、文本所反映的主体思想、文本与周代文化的关系以及文本的用韵与西周早期金文相合等各方面作出一个基本结论,《洪范》主体是反映商代思想的,受到西周初年一些影响,并且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被加工,(33)根本上推翻了《洪范》成书战国说和顾颉刚相比,刘起釪显然对《洪范》的研究已经较为中肯,但是观点中疑古的意味还存在仍然对箕子所述的《洪范》的成书背景有一定的怀疑因为在箕子具体向武王陈述洪范九畴之前,对《洪范》的来龙去脉做了一个简单的叙述:
(27)江晓原:《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页
⑤赵光贤:《新五行说商榷》,《文史》1982年第14辑
(12)刘起釪:《五行原始意泰拳的礼节义及其分歧蜕变大要》,见氏著:《尚书研究要论》,齐鲁书社2007年版
首先,对“五行”研究的透彻审视及对“五行”神秘化的推论演绎关于“五行”的起源,本文摒弃五材说、五方说、五时说,独取刘起釪的“五星运行说”,认为“五星运行说”更接近上古三代的社会史实但本文并不墨守刘说,更为精进,如对“五行”如何神秘化的讨论,实为刘说所未备,而阐幽发微,多所卓识将“五行”的探讨前移于前轴心时代,置于上古三代神权宇宙观的宏大的历史语境之下,以《尚书》所记载的有关文王受命的文献资料作为依据,再参之以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中有关“五星聚合”天象的记载,由此发现了“五行”神秘化的起源,即“五星聚合”在神权宇宙观支配下的上古三代成为了泰拳是什么王权更替的象征商汤是以“五星聚合”为受命依据,对夏朝挥黄钺秉白旄而伐之;周文王亦是倚为受命之瑞而轥磔殷命,奄有天下帝王之书的《尚书》以“五”与主要是实词素构成的复音词已构成体系,作为“五星的运行”之意义的“五行”由此而被赋予了神秘性,进而为数字“五”的神秘化提供了可能
(39)《昭明文选》于《上林赋》注云:缜纷,众盛也轧芴,致密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66页
(33)刘起釪:《〈洪范〉成书时》,《中国社会科学》19年第3期
④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见《古史辨自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30页
①刘筱红:《神秘的五行——五行说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叶舒宪、田大宪:《中国古代神秘数字》,社会科学文献出泰拳的主要特点版社1998年版,第80—111页关于数字“五”的专文研究有,耿辛:《论五——中国古代神秘数字杂谈之四》,《文景》2003年第6期;胡化凯:《五行说的数学论证》,《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5年第5期;钱翰:《略说五行之“五”——阐述五行说的另一个角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邓立光:《五行探源》,见《周易象数义理发微(附:五行探源)》,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7—243页
《尧典》和《皋陶谟》历代学者均认为《尧典》和《皋陶谟》成书于同一时间,所以仅以《尧典》为代表来讨论此二者的成书时间顾颉刚将《尧典》等作为战国时期的史料、甚至一度将《尧典》的最终成书推迟至汉武帝时期另外还有民国时期的其他学者对《尧典》成书年代的讨论,都或多或少的受什么是泰拳到疑古思潮的影响,观点并不是很中肯(29)笔者认为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尧典》的成书当在殷末周初,成于周人之手,当然其中包括了对尧舜时期历史的追述,并非向壁虚造其实王国维和梁启超也有类似说法,但是未作深入论证其中尚“五”的思想正是反映周人对尧舜历史的认识,反映了周代的治国观念,同样也反映了三代时期的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观念积累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竺可桢已经从现代天文学角度,间接证明了“《尧典》四仲中星盖殷末周初之现象也”(30)这一观点也得到考古学家徐旭生的认可(31)《尧典》所记录的历史真相和历史观念和周人当时的历史观念有着巨大的相通之处在《尧典》中,在陈述尧的功绩时和得到尧的禅让的舜即位的情况时,用了很大的篇泰拳的分类幅去陈述一些关于历象的问题:
⑥胡厚宣;《论殷代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见氏著:《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4年版,第383—390页;当代学者庞朴也持这个观点,见庞朴:《阴阳五行探源》,《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
(14)徐复观:《中国人性史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2页
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
(23)[美]班大为:《中国上古史实揭秘:天文考古学研究》,徐凤先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
(38)《诗经·大雅·大明》,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06页
(26)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年版,第1671页
(24)[美]班大为:《中国上古史实揭秘:天文考古学研究》,徐凤先泰拳的起源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1—52页
点评:
⑧刘起釪:《释〈尚书·甘誓〉的五行与三正》,《文史》1979年第7辑
(34)李学勤:《洪范中的卜筮》,见氏著:《失落的文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24页
以往学者对这段文字并没有足够的重视,我们至少从文本中能够直接看到“天”是人间秩序的模本、根源:“五典”、“五惇”是“天叙有典”的体现;“五礼”、“五庸”是“天秩有礼”的体现;“五服”、“五章”是“天命有德”的体现;“五刑”、“五用”是“天讨有罪”的体现并且,通过“天”,使得所有政治秩序、原则的建构在数字方面都以“五”为核心因此,《尧典》和《皋陶谟》中仅有的这些关于“五”政治术语以及《皋陶谟》中这段对“五典”、“五惇”等政治核心概泰拳的发展念与“天”的关系的系统论述,可以肯定以神秘化数字“五”为政治秩序核心体系已经通过关联性思维初步建立起来了
(13)《尚书》的问题向来最为复杂,笔者在此仅运用今文《尚书》二十八篇的材料,而有关古文《尚书》十六篇的问题更为复杂,虽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层面对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所用的方法、观点等进行反思,如学术界最近的研究成果:张岩的《审核古文〈尚书〉案》(中华书局2007年版),黄怀信的《汉晋孔氏家学与“伪书”公案》(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但是笔者为了在讨论中减少不必要的麻烦,还是遵从学术界的共识(不论正确与否),将古文《尚书》十六篇暂时悬置不论
(17)江晓原:《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泰拳的装备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②[美]w.艾伯哈德:《中国文化象征词典》,陈建宪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12页
(40)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引杨亿评李商隐语,见何文焕:《历代诗话》,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99页
⑦高思华:《五行说之我见》,《中医杂志》1994年第8期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允厘百工,庶绩咸熙
(19)参见王晖的《古文字与商周史新证》(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章《周文王受命称王与商周战略形势遽变之因》中对这一问题的学术回顾与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16)黄怀信认为清华简《金縢》和传世本《金縢》都不是祖本,均为传抄本简本和传世本相比较,总体上来说,简本较传世本晚出,并且简本对原作有泰拳怎么练节略、压缩和改写,而今本更多保留了原始面貌所以传世本较简本为优,文中引文依然以传世本为准见黄怀信:《清华简〈金縢〉校读》,《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1年第3期
九、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
中国数字文化博大精深,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神秘数字研究的成果亦颇为丰赡本文深憾前人研究数字“五”及“五行”的起源囿于轴心时代及其以后的文化体系,因果不明,源流不清,故将研究视角定位于前轴心时代,以可靠的历象记载作为佐证,以《尚书》的文本作为依据,以“五行”为切入点,参之以各种文献史事,深入探讨了数字“五”神秘化和系统化的起源全文注重实证,注重求本溯源,论据充分,考辨详悉,最终揭示了正是由于泰拳信息前轴心时代“惟天监下民”(37)、“赫赫在上”(38)的神权宇宙观,才赋予“五星聚合”以神秘性,进而导致了数字“五”的神秘化这是《中国思想史中数字“五”的神秘化和体系化起源——以〈尚书〉为核心的考察》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的新突破披烟霭而山清水碧,排秋霞而鹤鸣九皋,为中国古代神秘数字的研究创为新篇籀读之余,缤纷胜义,略述一二
⑨刘宗迪:《五行说考源》,《哲学研究》2004年第4期
我们再看洪范九畴与“五”相关的其中五畴:
综上所述,在三代这样一个神权为整个社会主导的宇宙观之下,星占学上的“五星聚合”为其统治合法性提供一个根本的保证这样对他们获得天命重要标志的天象“五星”神秘化、进而将数字“五”的神秘化在关联性思维的促使下,最终在泰拳是什么《尧典》、《皋陶谟》和《洪范》中,将神秘数字“五”在统治秩序中系统化由于《尚书》在后世统治者中的重要作用,很容易形成数字“五”的更加神秘化、广泛化和体系化因此在《易传》、《左传》、《论语》、《孟子》、《周礼》、《礼记》、《荀子》等典籍中,随处可见,(36)成为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抚于五辰,庶绩其凝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
(20)罗新慧:《清华简〈程寤〉篇与文王受命新探》,《〈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泰拳比赛规则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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